出自唐代宋之問的《渡漢江》

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

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客居嶺外與家里音信斷絕，經過了冬天又到了春天。

離故鄉越近心中越膽怯，不敢詢問從家那邊過來的人。

漢江：漢水。長江最大支流，源出陜西，經湖北流入長江。

嶺外：五嶺以南的廣東省廣大地區，通常稱嶺南。唐代常作罪臣的流放地。書：信。

來人：渡漢江時遇到的從家鄉來的人。

此詩一說作于公元706年（宋之問神龍二年）作者途經漢水時。武氏去世后，唐中宗將其貶為瀧州參軍。公元705年（神龍元年）十月宋之問過嶺，次年春即冒險逃回洛陽，途經漢江時寫下了此詩。另一說，此詩是李頻由貶所瀧州逃歸洛陽，途經漢江（指襄陽附近的漢水）時所作。

《渡漢江》詩意在寫思鄉情切，真實地刻畫了詩人久別還鄉，即將到家時的激動而又復雜的心情。語極淺近，意頗深邃；描摹心理，熨貼入微；不矯揉造作，自然至美。

前兩句追敘貶居嶺南的情況。貶斥蠻荒，本就夠悲苦的了，何況又和家人音訊隔絕，彼此未卜存亡，更何況又是在這種情況下經冬歷春，捱過漫長的時間。詩人沒有平列空間的懸隔、音書的斷絕、時間的久遠這三層意思，而是依次層遞，逐步加以展示，這就強化和加深了貶居遐荒期間孤孑、苦悶的感情，和對家鄉、親人的思念。“斷”字“復”字，似不著力，卻很見作意。此詩人困居貶所時那種與世隔絕的處境，失去任何精神慰藉的生活情景，以及度日如年、難以忍受的精神痛苦，都歷歷可見，鮮明可觸。這兩句平平敘起，從容承接，沒有什么驚人之筆，往往容易為讀者輕易放過。其實，它在全篇中的地位、作用很重要。有了這個背景，下兩句出色的抒情才字字有根。

“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兩句描寫詩人逃歸途中的心理變化。“近鄉”交代詩人因長期不知家人消息而逃離貶地，走近家鄉。所謂“情更怯”，即愈接近故鄉，離家人愈近，擔憂也愈厲害，簡直變成了一種害怕，怕到“不敢問來人”。按照常情，這兩句似乎應該寫成“近鄉情更切，急欲問來人”，詩人筆下所寫的卻完全出乎常情：“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仔細尋味，又覺得只有這樣，才合乎前兩句所揭示的“規定情景”。因為詩人貶居嶺外，又長期沒有家人的任何音訊，一方面固然日夜在思念家人，另一方面又時刻擔心家人的命運，怕家人由于詩人的牽累而遭到不幸。“音書斷”“復歷春”這種思念隨著擔心同時的到來，形成急切盼回家，又怕到家里的矛盾心理狀態。這種矛盾心理，在逃歸的路上，特別是渡過漢江，接近家鄉之后，有了進一步的戲劇性發展：原先的擔心、憂慮和模糊的不祥預感，此刻似乎馬上就會被路上所遇到的某個熟人所證實，變成活生生的殘酷現實；而長期來夢寐以求的與家人團聚的愿望則立即會被無情的現實所粉碎。因此，“情更切”變成了“情更怯”，“急欲問”變成了“不敢問”。這是在“嶺外音書斷”這種特殊情況下心理矛盾發展的必然。“情更怯”與“不敢問”更能體現詩人此際強自抑制的急切愿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愈接近重逢，詩人便會愈發憂慮，發展到極端，這種憂慮就會變成一種恐懼、戰栗，使之不敢面對現實。

宋之問這次被貶瀧州，是因為他媚附武后的男寵張易之，可以說罪有應得。但這首詩的讀者，卻往往引起感情上的某種共鳴。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在表達思想感情時，已經舍去了一切與自己的特殊經歷、特殊身份有關的生活素材，所表現的僅僅是一個長期客居異鄉、久無家中音信的人，在行近家鄉時所產生的一種特殊心理狀態。而這種心理感情，卻具有極大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形象大于思維的現象，似乎往往和作品的典型性、概括性聯結在一起。這首詩便是一例。

此詩不僅有巧妙的抒情藝術，而且有更深刻的體會。作者用逐層遞進的追述，交代了背景之后，立即直抒胸臆，不加保留地傾訴出矛盾心理和痛苦心情。但是，讀者卻必需經過一番認真的咀嚼，才能感受到這種特殊的心理狀態，達到與作者的心靈溝通。這種高度簡潔的抒情手法，使作品用最省略的語言，獲取了極為深遠的藝術效果。

宋之問 : 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漢族，汾州（今山西汾陽市）人。一說虢州弘農（今河南靈寶縣）人。初唐時期的著名詩人。